2020年被稱為“地獄之年”并非空穴來風。COVID-19加劇了政治分裂,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并干預、阻撓其他多邊組織,導致國際機構進一步分崩離析。然而,在黑暗中我們也看到了光芒。在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幫助下,科學家們進行了一系列卓越的創新,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研發出COVID-19疫苗。2021年,除了直面挑戰迎難而上,我們別無他法。本文評估了2021年的十大風險與十大機遇,這些預測或對全球具有借鑒意義。


十大風險

疫苗研發緩慢,COVID-19危機加劇

目前,COVID-19仍在美國、歐洲以及俄羅斯肆虐,休閑度假、親朋相聚以及抗疫疲勞都導致疫情將持續到2021年。許多人可能會因為對接種疫苗的美好預期而放松對COVID-19的警惕,然而疫苗的分發可能會遇到難以預測的生產和運輸問題,從而推遲公眾接種疫苗的時間。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42%的美國人將沒有機會接種疫苗,因此扼制疫情蔓延的時間可能會推遲到2021年的下半年。此外,在2021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國際疫苗的分發,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也可能會參差不齊。最重要的是,該病毒還會繼續傳播和變異,這也將進一步限制疫苗的有效性。

可能性:

拜登執政受到阻礙

美國大選告一段落,拜登勝選已成事實。然而拜登上任后很可能會受到一定的阻礙,特別是如果共和黨占據參議院更多的席位。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這段時間,他正想方設法為繼任者“鋪路”,給拜登平添了許多困難: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向政府退還了4,550億美元的企業援助資金;特朗普威脅中國向臺灣出售更多軍火;并警告伊朗將施加額外制裁;以及退出《開放天空條約》,進一步取消軍備控制措施。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約70%的共和黨人認為拜登的總統之位是從特朗普手中偷走的,是非法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接下來的四年中,拜登都必將特朗普視為眼中釘,同時,進步主義者(極左派)也可能向拜登施加壓力,使拜登失去溫和派的支持。

可能性:

債務引發另一場全球金融危機

應對突發的COVID-19的支出使全球債務呈爆炸性增長,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全球總債務在2020年增長到15萬億美元,到2020年底將有望達到全球GDP的36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已經向81個國家提供了財政援助,到2021年底,發展中國家需要償還7萬億美元的債務。這種財務困境可能引發另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為應對危機,二十國集團(G20)建立了一個“共同框架”(包括中國)來解決債務減免問題,而美國國會卻不愿為IMF提供任何資源,這將可能讓G20的努力付諸東流。

可能性:

西方國家掙扎在緩慢的經濟復蘇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降低了他們對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在2020年受COVID-19影響造成經濟損失的最初估計。但即使到2021年底,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無法恢復到2020年之前的GDP。只有中國,在2020年實現了經濟的顯著增長(將近2%),預計到2021年底將增長10%。對西方國家來說,如果財政刺激措施不足,情況可能會變得很糟。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恢復緩慢的部分原因在于其過早取消了刺激措施,并從2010年就開始強調削減赤字。在歐洲,2008年后的緊縮措施也加劇了經濟增長緩慢的問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美國和歐洲引發了民粹主義浪潮,可能導致更嚴重的長期政治影響。

可能性:


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席卷全球


聯合國(UN)已發出警告,世界正處在五十年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的邊緣。COVID-19造成的經濟損失使更多人陷入極端貧困,然而禍不單行,由于大流行破壞了全球糧食供應鏈,糧價也已出現上漲情況。聯合國預計,相比于死于COVID-19的人,死于COVID-19相關的營養不良及疾病的人數會更多。世界糧食計劃署(The World Food Program)認為,也門、南蘇丹、尼日利亞和布基納法索可能已經在遭受饑荒,而阿富汗、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埃塞俄比亞、海地、黎巴嫩、馬里、莫桑比克、尼日爾、塞拉利昂、索馬里、蘇丹、敘利亞、委內瑞拉和津巴布韋距離饑荒也不遠了。即使在發達經濟體中,窮人也在遭受著糧價上漲的困擾。

可能性:


全球中產階級擴張結束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全球最大的成就就是讓數以百萬計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同時,全球中產階級的數量不斷增長。而這種情況將可能被打破。專家表示,半個世紀以來,中產階級將第一次開始減少,僅在拉丁美洲就將減少5200萬人。同時,世界銀行預測,到2021年底,將新增1.5億極端貧困人群(即每天生活費不足1.9美元的人口),到2022年,這一人群將進一步擴大。而從歷史上看,中產階級削弱往往與政治動蕩、民主倒退和更大規模的沖突有關。

可能性:

朝核危機再度升溫

朝核問題一直是國際外交的重要議題。拜登當選為美國下一任總統后,在應對來自朝鮮的核威脅時,面臨的是前四任總統失敗的“外交遺產”。朝鮮宣稱,其現在擁有一個能力更強的核武器庫,包括大約20至30枚核彈和洲際彈道導彈,能在短時內直接打擊到美國本土。過去每當美國新一屆總統上任時,朝鮮都會開展導彈或核試驗以表“問候”,從而對美國政府施壓。朝核問題是涉及多邊的地緣政治問題,長期積累,高度復雜,美朝雙邊根本無法解決。在這方面,如果拜登政府避免武力恫嚇,轉而尋求與中國、韓國和日本等盟友的多邊合作,加強威懾,將是最有效的。

可能性:

美國伊朗之間對抗加劇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表示將尋求就任后讓美國重返伊核協議。然而近日,以色列涉嫌暗殺伊朗最高核科學家,特朗普在任期的最后階段加大對伊朗的制裁,都對美伊關系造成了嚴重影響,讓拜登重返伊核協議的路更加艱難。在伊朗,民眾普遍存在對美國和歐洲的憤怒。如果伊朗最高領導人阿亞圖拉·哈梅內伊(Ayatollah Khamenei)履行自己的誓言,在1月20日之前對以色列,阿聯酋或沙特的石油設施進行打擊,一定會引發特朗普政府的強烈反應,例如轟炸納坦茲核設施。反之,可能會引發美國與伊朗之間不斷升級的對抗,破壞拜登的外交愿景。美國若想重回伊核協議,就必須給予伊朗足夠的補償,并擴大原來的協議范圍。如果用延長叫停伊朗核行動、導彈研發、導彈交易、以及終止也門戰爭的時間來換取聯合國放松對伊朗制裁的談判,或許可以重建伊核協議各方的一絲信任。然而,這一點基本不可能達成。

可能性:

美中在臺灣發生沖突

臺灣問題是美中關系緊張局勢惡化的關鍵。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里,美中之間的消極態勢加劇了,美國對臺灣的任何軍事干預都可能會引發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沖突。

可能性:


新奧斯曼土耳其變得更加無賴

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領導下的土耳其變得越來越專制、更加伊斯蘭化并更具擴張主義色彩。土耳其要么已經在索馬里、卡塔爾、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和巴爾干部署了軍隊,要么已經進行了軍事干預。在襲擊與伊斯蘭國(ISIS)作戰的美國盟友庫爾德人時,土耳其一直在敘利亞、利比亞和阿塞拜疆與俄羅斯對峙。此外,土耳其正在部署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切實對北約構成威脅;在東地中海進行海上挑釁,違反《海洋法條約》,威脅到塞浦路斯;并在法國處理最近的恐怖襲擊時進行挑釁。許多阿拉伯國家都將土耳其視為威脅,美國也不得不對其實施制裁,同時,北約也開始重新考慮是否仍將其作為成員國之一。

可能性:



十大機遇

世貿組織的重生

世界貿易組織(WTO)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全球貿易規則和爭端解決體系的風險相伴而生。由于缺乏強有力的領導,WTO可能會解體,并進一步導致全球貿易分化,催生更多保護主義,使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不同的地區安排以及各個經濟體的實力和規模。在COVID-19持續流行的情況下,經濟即使沒有衰退,也會出現增長放緩的現象。

在2021年恢復基于規則的全球貿易將是一項重要成就,需要為此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重新選擇世貿組織總干事;

其次,為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選拔法官,該機構因特朗普拒絕任命新法官而陷入停擺。

可能性:
 

更新多邊主義

應設立國際組織,為太空、自動化武器、雙重用途生物技術以及地球工程等領域,設置標準和法規,使這些領域可以創造普遍利益,而不會給人類帶來危機。

可能性:

大國追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雙邊關系

以美俄關系為例,由于普京目前面臨的糟糕處境:一邊是COVID-19在俄羅斯肆虐;另一邊,俄羅斯周邊國家動蕩不安的情況正在加劇,普京正尋求與美國和歐洲建立更穩定的關系,包括從《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開始,建立相互制約的架構。大國關系穩定將有利于國際社會的有序發展。

可能性:

 

新的遜尼派阿拉伯-以色列聯盟擴大并深化

最近以色列與許多遜尼派阿拉伯國家達成了一系列使雙方關系正;膮f議。美國政府表示,未來將推動遜尼派國家與以色列達成一項地區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條約。阿以雙方關系的緩和對于中東以及世界局勢具有重要意義。

可能性:

區域協議:跨太平洋伙伴關系

早在2009年,奧巴馬曾宣布美國將參與談判《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并將其作為美國亞太戰略的一個支柱,以便幫助美國在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地區制定21世紀的貿易規則。其邏輯是,通過在占世界經濟40%的國家之間建立一項符合勞工、環境和電子商務標準的協議,美國及其合作伙伴可以迫使中國最終遵守這些規則。然而特朗普上臺后,其退出TPP的舉動使美國成為“局外人”。日本與其他11個成員國一起,啟動了該協議的簡化版本。東京方面構建該簡化協議正是為美國重新加入提供便利。重新加入TPP將是美國重新奪回區域經濟空間,恢復美國信譽,鞏固美國在經濟規則制定方面領導地位的重要途徑,對于亞太地區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可能性:

為數字治理構建新的國際架構

數據和算法是21世紀經濟的驅動力。伴隨“互聯網主權”概念的流行,互聯網開始分裂成由歐盟、美國和中國分別主導的三個數字體制。避免“互聯網巴爾干化”將是各國政府面臨的關鍵挑戰。

可能性:

 

人工智能催生了新的合作形式

目前的人工智能(AI)倫理和原則由各國獨立制定,因此各方一致認為需要建立共同的人工智能標準和規范,包括安全技術;問責制和透明度;保護隱私及良好的數據管理;為社會和環境服務等。符合所有國家政府的利益。因此各國政府應該共同努力,為人工智能建立一個普遍認可的基線。

可能性:

突破電池存儲技術障礙


“能源存儲局限”是人類加速過渡到后石油經濟的最大障礙。更好、更便宜的電池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容量,使電動汽車更具吸引力,對于使用綠色能源、實現氣候目標至關重要。

可能性:


研發出通用的COVID-19疫苗

COVID-19大流行引起了人們對病毒不斷變異而帶來的持續威脅的關注。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已有的研究加速了疫苗研發的進程。各國應精誠合作,共同致力于開發通用的COVID-19疫苗。

可能性:


大西洋國家重建技術合作聯系

盡管最終結果將由歐盟成員國決定,但歐盟委員會(EU Commission)已經在為建立“技術聯盟”,以及與美國加強對華問題合作制定構想。

未來,拜登政府有機會重建跨大西洋關系,并更好地協調與科技政策以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如果美歐技術聯盟得以達成,可能需要雙方共同做出讓步。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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